谶纬和象数之学

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粗俗迷信，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假托神的预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纬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即对经而言，是由儒生用阴阳灾异之说来解释、演绎和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例如有七经就有七纬，易有易纬，书有书纬等。

当时称图谶和纬书为内学，原有的经书为外学。纬书中除了受到朝廷特别重视和利用的一些与谶语类似的神灵故事外，也包括一些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天文历数等，还夹杂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实质上，这是比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更为怪诞的，将儒家经典加以神秘化和宗教化的极为粗俗的宗教神学。

纬书中所包含的具有一些哲学意义的理论主要是易纬中的象数之学。易传中本来包含有象和数，其中最基本的象是阳爻和阴爻，及由其组成的卦象。最基本的数是所说的奇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大衍之数五十等。数中的奇偶与象中的阳、阴相应。易纬及当时与易纬相呼应的周易注，专门发展易传中这方面的思想，构成一个世界图式，成为所谓象数之学。这些数与象具有神秘的作用，是宇宙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和力量。

易纬《乾凿度》还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也是与八卦相应的。

易纬以外其他纬书，大都是将儒家经典宗教化、神秘化，将儒家推崇的帝王、圣人神灵化。

易纬中的象数之学，以象和数作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源。这种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相似的地方。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从一产生二，再产生各种数，由数产生形，由形产生质，再产生万物。这与象数之学所谓“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观点相似。

从主要思想来说，二者都是一种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体系。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与科学相结合的情况，不但古代存在，在现代也仍然存在。即使对这种神秘主义思想，我们也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办法，一律加以肯定或一律加以否定，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给予适当的分析和估价。

谶纬和《白虎通》

《白虎通》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直接引用谶纬的文字作为立论的根据，使谶纬具有国家法典的地位。这样，《白虎通》就进一步使经学神学化，并成为总结当时今文经学的一部简明扼要的百科全书。

在世界观上，《白虎通》继承了纬书从无生有的唯心主义思想。《白虎通》不同于易纬。易纬以八卦为主，而《白虎通》却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理论，以五行为主。

《白虎通》还认为五行就是在天的支配下，金木水火土五气的运行。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董仲舒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思想，已有明确的说明：“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等；相间隔者相克，即木隔火胜土，火隔土胜金，土隔金胜水，金隔水胜木等等。《白虎通》仍然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主要以社会伦理关系解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五行的运行及其关系具有伦理的性质和道德的目的。

《白虎通》还进一步发挥了董仲舒的天人之际的思想，对社会上的一切关系都用五行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它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五行的运行作为模仿的标准。《白虎通》在这方面列举的事实很多，例如“父死子继何法？法木终火王也。实质上就是要将汉代封建社会所实行的具体制度和所颁布的法令，一律纳入五行关系的间架中，使其具有不能违抗的神圣意义和永恒性质，更好地为加强东汉豪强地主专政服务。

在社会伦理的关系中，《白虎通》又继承了董仲舒和礼纬《含文嘉》的思想，特别强调“三纲”的重要意义。纲纪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关键。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整顿了纲纪，就可稳定上下统属的秩序，巩固社会的伦理关系。三纲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正如天道中阴阳的关系一样，虽然相反相成，但主次分明，阳尊阴卑，阳绝对统摄阴，阴对阳只能绝对服从。这就将过去《易传》中认为阳阴是对立面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因素改造成了形而上学思想。

总之，《白虎通》将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思想发展到极端，把封建等级制度说成是自然界“阳尊阴卑”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特别宣扬三纲思想，从而使所谓纲常名教在中国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更明确更集中地发挥了压制人们的四大绳索的作用。

《白虎通》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另一方面的表现是更具体地宣扬了天命论。《白虎通》将人的命运加以区分，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命：即决定人的寿数的“寿命”，决定遭受祸患的“遭命”，对人的行为的善恶做相应报答的“随命”，而这三种命都由上天所决定。这种唯心主义的命运论比孔子的天命论更为具体和细致，曾在汉代得到广泛的传播流行，一直到王充才给予了初步的批判。

在历史观上，《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三统”“三正”说，但理论的分析上更为细致。《白虎通》根据三统三正的思想，说明历史的演化就像连环那样，周而复始。它认为，这种王朝的替代虽然是承天地，顺阴阳，符合天命的，但还是必须在改正的时候加强思想教化，承衰救弊。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并且将这种天命论的三统历史观发展得更为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