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叶适
陈亮、叶适功利学派的社会背景
南宋时期，浙江一带，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兼营商业，形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的地主阶层，他们没有政治特权，与当时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北方金国统治者的割据，使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所以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坚决主张对金作战、反对南宋当局的屈服。南宋时代，出现了代表这个阶层的思想家，这就是陈亮、叶适。
陈亮、叶适都是代表兼营商业地主阶层的利益的思想家。他认为，大商富人是于国家有利的。他所谓富人包括一般地主和兼营商业的地主。农商是互利的，应该相互结合，相互支持。叶适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那种认为农是本，应该提倡，商是末，应该压抑的传统意见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应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这表明他对商人的重视。他还认为，富人大商应该与政府分享管理国家经济的权力，他反对封建国家对于经济实行全面的控制，断言“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即以为贫富不均是当然的，这也反映了商人的观点。
陈亮、叶适从其兼营商业的中小地主阶层立场出发，特别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注意实际问题的研讨，反对空谈，反对玄想。他们认为朱熹、陆九渊的唯心主义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是没有实际效用的。朱陆两派所特别重视的是巩固南宋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伦理秩序，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陈、叶也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所特别重视的是抵抗金国统治的扩张，发展商品经济。陈亮、叶适的学说当时被称为“功利之学”，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思潮。
陈亮的哲学观点与功利思想
陈亮没有提出系统的哲学理论。他提出了一些观点，对道学进行了批评。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学以适用为主。
所谓道不是超乎事物之外的，而是贯通于事物之间。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事物，而道即在其中，就是“事物之故”。他批评当时朱陆“理学”或“心学”的哲学是“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他们追求脱离万物的抽象原则，程度浅的心为枯木死灰，程度深的大搞烦琐理论，其实都是脱离客观实际，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的。陈亮指出，所谓道不是脱离事物的，而是依凭于具体事物的。
陈亮强调道在事物之中，同时也肯定道是客观事物的规律。但是，他所谓的道，主要也还是指封建时代的道德原则。他还认为，道也就是喜怒哀乐等感情的流露恰到好处。道不能离开喜怒哀乐等感情，就是喜怒哀乐等感情发得恰当。这样，所谓道也就只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他虽然没有把这种人生之道当作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但他并不重视对于自然界根本规律的研讨。
陈亮还十分强调“事功”，强调应用。他认为，判断人才应该以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标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才是重要的。他认为，当时最大的实际问题是抵抗金族统治者的扩张，收复失地，舍此不管，专谈“性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陈亮认为，从事学问，当以适用为主，他说他自己的态度是“正欲搅金银铜铁锡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而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学为成人”，不一定要成为儒者，这就是想打破儒家的藩篱了。这种议论，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
陈亮强调“事功”，认为道德学问应该表现于事功。他的朋友陈傅良叙述陈亮的见解，以为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就是认为，道德是与事功密切结合的，事实上的功效，就足以证明思想的正确。
和朱熹展开辩论，反对朱熹所谓王霸之辨。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是王道，汉唐虽盛，也只是霸道，他说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但道又是常存的，不因不实现而不存在。陈亮则认为，如果没有表现道的事物，道就不存在，道既然常存，足证汉唐也体现了道。陈亮重视事功，所以他也肯定汉唐，汉唐既然能够建功立业，所以也就体现所谓道了。
陈亮和朱熹的争论，在于：第一，朱认为道是超越事物的，而陈强调道不能脱离事物。第二，朱把所谓道德与事功分离开来，陈亮则认为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朱专讲动机，认为王霸之别就是“义利”之分，王者照道德原则（“义”）办事，霸者则图谋个人私利。他曾批评陈亮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虽不接受这个批评，但他比较重视效果，认为道德原则和实际效果是不可分的。
叶适的哲学思想
叶适关于哲学问题的言论比陈亮多，但他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对于当时道学唯心主义的空谈与玄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道在事物之中；第二，道义不能脱离功利。他对于历史上许多派别的哲学思想都进行了批判和评论。
物所在处，也就有道在，物是有限的，道是无限的。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了解物就不能达到道。道虽然广大，总括一切理，贯通一切事，而最后还是要归结理物，这样才不至于游离起来。道就在物之中，是不能离开物的。叶适所谓道指原理原则而言，原理原则就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
叶适继承先秦时代原始的唯物主义，认为构成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五行八卦所标志的各种现象。八卦所表示的八物，是一气所统帅的。八卦的始终即是造化的过程。关于“一气”、“阴阳”，他都没有多讲，他所强调的是五行八卦，认为这些是最根本的“物”。
叶适也讲对立的普遍存在，他认为，任何一物，都包括两方面，万物都如此，世界的新旧推移的无穷过程更是如此。对立是普遍的，而且永远继续下去。所以，必须明确认识对立的两方面。他认为，如果不认识对立，只抓着一面，就要限于片面，狭隘而不开阔，颠倒违反，就陷于混乱了。但他又认为还有一个超越对立永恒不变的道，就是“中庸”。他认为，中庸是把对立面安排妥当（“济物之两”）而表明原则的一贯（“明道之一”），是对立面之所依靠而超越对立面的（“为两之所能依，而非两之所能在”）。中庸就是最高的标准。他所谓的“中庸”，就是对立面的折衷，也就是对立面的均衡。叶适肯定对立的普遍性，肯定事物推移的无限过程（“相禅无穷”），但归结到均衡论，就又走到调和论了。叶适虽然注重现实，但他始终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没有摆脱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局限。
在认识论方面，叶适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指出“见闻”是学问的基础，所谓见指直接经验，所谓闻指从别人听来的间接经验，即“前言往行”，这都是必要的。道学唯心主义，专门强调心性，讲反省内求，忽视对客观事物的见闻，便无从培育“德行”了。要讨论天下的道理而获得正确的结论，必须尽量周密地考察天下的事物。研究实事才是有用之学，追求想象的空幻的东西，是没有益处的。
叶适指出，人的认识是需要耳目等感官的聪明与内心的思维交互作用而后完成的。耳目的感性认识是从外到内，思维是从内到外，感官与内心交互作用，而感官的作用还是首要的。然而道学家们专门注重心性，专务空想，不用实力去考察事物，猜测的很广，经验的积累（“凝聚”）却很少，于是感性经验与思维相互统一的学问就被废弃了。
叶适反对朱陆“以心性通达为学”，但他自己有时也过分强调心性的重要，这也表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心性之学的影响。
叶适的功利思想及其对各派哲学思想的批判
和陈亮一样，叶适也注重事功，注重物质利益问题。他认为，所谓道德，所谓正义，不能脱离功利，如果没有功利，所谓道德正义，都不过是空话罢了。董仲舒讲“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不问事情是否有利，效果如何，把道德的原理原则和物质利益对立起来。叶适指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而必须达到一定的功效，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有道德的人谋利而以利与人，有功而不自居其功，这样才是真实的道德，道义与功利是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
叶适也反对道学的“天理人欲之辨”和“主静”学说，道学家认为顺天而动就是合理，其实是错误的。叶适指出，生活即是活动，不应该讲什么主静，“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
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对于周秦以来的许多流派的哲学思想展开了批判，可以说颇有批判精神。他对于孔子还是抱有崇拜的态度，以继承尧、舜、周、孔之道自居。对于孟子以下则大都有所批评。他对于过去各种唯心主义流派作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对于过去的唯物主义也提出了诘难。他的批判是广泛的，有时击中要害，有时则表现了偏狭态度。
首先，他对当时道学家所特别推崇的孟子的唯心主义提出批判，孔子讲心的话很少，孟子强调“尽心”，讲“心之官则思”，讲“耳目之官”是卑贱的等等。宋代道学特别推崇孟子关于心的学说，所以叶适特别加以指责。同时，他也指责荀子也是讲心甚多的。
叶适批判了老子“道先天地生”的唯心主义，道就是天地之道，即在于物质世界之中，不能说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超越物质世界的绝对本体是不存在的。
叶适反对所谓先天地生的道，也反对先于阴阳的太极，他认为八卦的观念从万象中提出天地水火雷风山泽作为世界的根本，这是对的；而《系辞》又讲八卦的最初根源是太极，这就是空洞的玄想了；宋代道学家，尤其是朱熹一派好谈太极，其实都是远离真理的。叶适的上述批评是针对朱熹一派的。
叶适对于荀子的人能利用和制服自然的思想也加以反驳，他认为，“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习学记言》卷十五），应该“奉天以立治”，不应该如荀子所说“制天命而用之”。
叶适也反对佛教，他认为，和佛教辩论精微的问题，结果反而受它的影响，不能和佛教划清界限。根据这个观点，他反对北宋思想家对于佛教的批判，他认为张载、程颐都是“出入佛老甚久”。又说：“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在这里他完全不分别张载、程颐对佛教的批判是从不同观点出发的，也抹煞了张、程思想与佛教的根本差别。
叶适认为在自然观上，只讲五行八卦就足够了，不必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当时朱熹是大加吹捧的。清虚一大指张载所讲的太虚，程颐曾说张载“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叶适一律加以排斥。叶适认为，如果在五行八卦之外再追问世界的根源，研究什么动静的问题，都是多余的，这表现出一种轻视理论思维的反形上学的偏狭态度。事实上，世界根源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关于自然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是应该研究讨论的。叶适这种轻视理论探讨的态度是商人专注意目前实际问题的态度之反映。
叶适批判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批判的锋芒也是针对着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
陈亮推崇汉唐，认为汉高帝唐太宗都有“救民之心”，叶适则认为他们都不是为人民而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认为汉高祖唐太宗争夺帝位，其动机哪里是为了人民？他们杀伤很多人民，是算不得有功的。叶适讲功利，当然不是劳动人民的功利，但也不是封建帝王一家一姓的功利，而是地主阶级以及商人阶级的功利。陈亮、叶适的功利学说是封建时代的功利学说。
